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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2-18

欧阳修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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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是在宋代真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诞生于古绵州城,也就是说他的出生年月日是:1007年6月21日.评论收起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生平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书》。

  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溢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让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欧阳修知滁时,已在文学上卓有成就,是当时文坛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虽然做了官,并且在仕途上屡历坎坷,但始终未忘文学,写诗作文仍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在滁州时期,写出许多文字生动、情景交融的作品,其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欧阳修所写滁州的诗文,对滁州山水之美作了极其生动、实在的描绘。如在《醉翁亭记》中写琅琊山,以“林壑尤美”、“蔚然深秀”概括,同时以简练的笔触写出了琅琊山早晚和四时的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清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他在《丰乐亭记》中则写道:“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他的许多诗,写景寄情,语言精美,读后同样令人留连。如他在《题滁州醉翁亭》中写道:“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人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真是美不胜收!因此,后人在醉翁亭不远处建了听泉亭,让人们不断体会这美好的诗意。又如他的《琅琊山六题》,对琅琊山归云洞、琅琊溪、庶子泉等各个景点都作了生动的描绘。虽然每首诗只有四句,但尽用了点晴之笔,字字珠玑。他是用对滁州山水的真爱之情写作出来的。

  欧阳修描写滁州及琅琊山的诗文,以其诗文的质量及其个人的人品、地位,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竞来滁州探幽访胜。欧阳修在滁时,有的是直奔欧阳修而来;欧阳修离滁后,则以欧公之诗文以及欧公之遗迹而来。他们在这里,不仅留下足迹,也留下墨迹,日积月累,描写琅琊山及滁州的诗文已难以计数。1988年《琅琊山志》选录欧阳修及其以后的各代诗篇150余首(包括部分当代诗歌),依然只是全部琅琊山诗文的一部分。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代词汇来说,欧阳修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给滁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的时间,不仅给滁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也与滁州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滁州这块古老的地方,与他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作于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这年他已64岁,离开滁州22年了,依然念念不忘他在滁州的一段生活。诗一开头便写道:“丰乐山前一醉翁,馀龄有几百忧攻。”始终把自己和滁州联系在一起。

  如今,欧阳修离开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但他的名字仍然时刻与滁州紧紧地相连着。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的响亮名声,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醉翁亭自欧阳修知滁时建成后,历经沧桑,但屡废屡兴,数百年不败。醉翁亭大门原有一副对联,写道:“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联中的“翁”即指欧阳修。当时制作这个大门及其对联的时间,是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离欧阳修知滁已经800多年,人们没有忘记他。至今日则已900多年,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今后也永远不会忘记他。1998年新编《滁州市志》(原县级市)的《人物传》中,所列第一人便是欧阳修,俨然把他当作了滁州人。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滁州地僻事简,又值年岁丰稔,作者为政以宽,遂放情山水之间,本文为次年所作。文中描写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和四时景色,以及作者和滁人的游乐,表现出他“乐民之乐”的胸怀,充满了士大夫悠闲自适的情调,并从侧面显示了作者自己治理滁州的政绩.时年40岁。醉翁亭,在今安徽滁县西南七里。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困,母亲用荻秆画地教他识字读书。后来他考取进土,在朝廷作官,位居参知政事(副宰相),官位和范仲淹一样。他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范被罢官,欧阳修不顾个人利害,愤然上书斥责有关的权臣,他因此也遭到贬谪。《醉翁亭记》就是他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太守时写的。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指欧阳修)自谓也”

  “太守(指欧阳修)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醉翁”是欧阳修自己给自己的号称,因为他“饮少辄醉”,说明他容易醉,突出一个“醉”字。而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当中,“年又最高”,欧阳修年纪最大,所以得到一个“翁”字。

  因此,“醉翁”就这样成为欧阳修的号称了。《宋史苏轼传》说苏轼被录为第二名,是因为欧阳修认为那是曾巩的文章,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如果把学生录为第一,恐朝野非议,于是录为第二名。此说不合情理,未必当真。如果考官不作弊,并不能确认考卷属谁。这是文人“为尊者讳”的老毛病,替名人——“六一居士”文过饰非。倒是上面的故事符合情理,老师为了自己的面子,让学生委屈,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是,因为上面的对话使老师无地自容,当然也就会因此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而且这负面效应,很快就立竿见影。

  皇帝想起用苏轼,给他的官也不小——政治局第一秘书,不但列席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负责起草政治局重大决策文件。但是,时任政府行政长官的韩琦不同意。韩琦说:“苏轼这个人啊,是个奇才,志存高远,前途无可限量。但是现在就提拔他坐这样高的位置,恐怕大家不服气,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大好。”皇帝想,既然这样,那就给他低一点的位置,当个机要秘书,给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吧。韩琦仍然不同意,说:“那也有问题,机要秘书与第一秘书,属于同一类,只是级别和分工不同,都能够参与政治局的活动,还是提拔太快。应该让他在下面多多锻炼。如是者三,皇帝只好妥协,让苏轼远离最高权利中心,到直史馆做个“清官”——清闲之官。

  这就是苏轼自找的,谁让你有那么高的才干?有就不行。你苏轼能唱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情壮志,又有“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山林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抱负。皇帝喜欢,可同僚们不喜欢。不但不喜欢,而且还讨厌。所谓“是龙你得趴着,是虎你得卧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非得让你那个书生意气,见识见识什么叫攻于心计。于是,苏轼第一次在官场上亮相,就败在了老谋深算的韩琦手里。

  但是,你也不能由此就把韩琦打入坏人的堆里。看《宋史韩琦传》上的记录,韩琦还是一个不坏的宰相。出身世家,“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而且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只是久居相位,无甚作为,也不希望别人有所作为罢了。韩琦当年也是以第二名考取进士,算是文人当官,自然就有文人的通病——相轻。整治苏轼,只是文人相轻的惯性手段。这种手段,在苏轼也是有的。苏轼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诗“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古人有句俗语,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苏轼的书生意气能成事吗?不能!对此有更精到的解释,他曾经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

  所以说,苏轼晦气缠身,不如意事常八九,一生都在官场搏杀——宋朝的“朋党之争”中坎坷度过。但是,苏东坡的晦气,似乎不能说是皇帝故意强加给他的,因为几任皇帝对他的印象都一直不错。《宋史苏轼传》对此有记录:“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皇帝这样抬爱他,还能主动出击,整治他这样一介书生吗?当然不会。可是,皇帝不想整治他,不等于同僚们不想整治他。于是,才华横溢,又常常锋芒毕露的苏轼,就要在同僚手上栽跟头,倒大霉。

  开始是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如果只是“腹议”,大概还不至于惹恼了掌权的“改革派”,但他是公开上书反对变法。最让“改革派”难以接受的是,他公开说皇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是直接指责改革派,想断了“改革派”晋升的来路。以今天看,就是“明火执仗”地反对改革开放,攻击“坚持改革的革命领导干部”,当然为“改革派”所不容。

  于是,“改革派”开始给苏轼罗织罪名——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国家卫队,并购买家具瓷器,还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甚至说他有外甥女之嫌。所以,中央不能不派人到苏轼运灵途经之地调查,从船夫、士兵、一般干部嘴里搜集资料。可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苏轼给自己的小舅子写信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苏轼以为雨过天晴,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皇上却由此对苏轼的人品产生了疑问。尽管有司马光出面解释,但还是没有打消皇帝的疑问。这时苏轼才知道,官场上不见血的搏杀,比战场上见血的撕杀还厉害。你看不见,说不清,也找不到对手的来去路。这就叫“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但是,心里不设防的苏轼,也有自己的套路。所谓“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一看在中央机关的日子不好混,干脆主动要求下放锻炼。于是,就坡下驴的皇帝和“改革派”,也就借此把他下放到杭州。对宋朝官吏来说,下放锻炼,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一种奖赏。

  大家不必误会,以为下放,当时叫做“贬谪”,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情。其实不然,那是一种悠闲自得的安逸修养。而且自己还由此换取一个好名声——为民请命,直言抗争。宋朝因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言境宽松,所以,因“朋党之争”而上书言事,得到下放处理的干部,早已成为朝政的寻常风景。许多人,也乐得借此到外地转一转。这是日后的做官资本。前面提到的“元佑党人碑”,虽然是所谓的“黑名单”,但当对手一派失利后,许多人,包括他们的子孙,都以自己或父兄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引为自豪和骄傲。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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