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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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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书》。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谥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追本求源,都是欧阳修打下的基础。欧阳修是唐代李幼卿之后开发滁州琅琊山最有力的奠基人,可以说,没有欧阳修,就没有滁州琅琊山之今日。

  欧阳修在滁州时,除了开发幽谷泉,兴建丰乐亭及醉翁亭以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建设,如在丰乐亭景区建设了醒心亭,特请曾巩作《醒心亭记》;在丰乐亭附近辟建练兵场,作训练民兵之用,以保卫地方;又维修损毁严重的滁城,使滁州之城更加坚固和壮观。有人读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是处于不问政事的消沉状态,显然是不正确的。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顾名思义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搏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后来曾权知开封府,前任是有名的“铁面老包”,即包拯,威严得很;而他则持以宽简,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清朝时,有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

  欧阳修知滁时,已在文学上卓有成就,是当时文坛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虽然做了官,并且在仕途上屡历坎坷,但始终未忘文学,写诗作文仍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他在滁州时期,写出许多文字生动、情景交融的作品,其中直接写滁州的,除了著名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以外,还有大量的诗篇及短文。仅描写琅琊山自然景色及名胜景点的诗,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首,如《永阳大雪》、《题滁州醉翁亭》、《琅琊山六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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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天圣进士。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有《欧阳文忠集》,词集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

  诗情画意,秀丽多姿——谈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和诗人。他的《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这篇散文饶有诗情画意,别具清丽格调,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是不可多得的。

  优美的意境。好的散文应为诗,要创造优美的意境。所谓意境包含着意和境两个方面的范畴,它是浸润着作者主观感情的艺术画面。优秀的散文应该有风光绮丽的图画美,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以悦目而致赏心。《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一个“乐”字,“醉”中之乐,它像一根彩线联缀各幅画面。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放情林木,醉意山水,这是作者的真意。散文立意犹如设了张本,作者就根据这样的“意”写了秀丽的“境”,从而达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相谐。作者是从这样几方面濡笔,描绘散文境界的。

  其一,山水相映之美。在作者笔下,醉翁亭的远近左右是一张山水画。有山,有泉,有林,有亭,然而,作者又没有孤立用墨,而是交织一体,既各尽其美,又多样统一。“蔚然而深秀”的琅山,风光秀奇,迤逦连绵,苍翠欲滴。群山作为背景,一泉环绕而过。林深路曲,泉流弯旋,则“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这里赖于壮丽的群山映衬,就益显出山泉的清朗,而亭台又偏偏踞临泉上,则别含另一番风光。这样,无山,则酿泉不美;无泉,则青山孤峙。无亭,则山泉失色;有泉,则亭台增趣。山与泉相依,泉与亭相衬,一幅画中山水亭台,一应俱全,且辉映生色,构置成诗一般的优美境界。

  其二,朝暮变化之美。作者写出了醉翁亭早晚变化的优美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日上东山,阳光奔泻大地。蓊郁的树林本来被薄纱般的雾气笼罩,经日光一照,雾释露消,又显示出清新翠绿的颜色。而到了傍晚,日下西山,暮霭遍地,岩石穴壑一片昏暗。作者传神地写出早晚不同的景色。由于早晚不同,则作者运笔的色调、气氛有别。早晨有宁静之状,清新之息,傍晚则有昏暗之象,薄暮之气。作者对景色变化的观察既深且细,笔触如丝,根据不同的景象写了相异的境界。

  其三,四季变幻之美。作者不仅写出了早晚的景色,而且以醉翁亭为中心,把笔墨进一步铺展开去,描下了四季的景物变化。“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确是传神笔致。作者在这里仍然细心地选取最富有特征的景物来加以描绘。芳草萋萋,幽香扑鼻是春光;林木挺拔,枝繁叶茂是夏景;风声萧瑟,霜重铺路是秋色;水瘦石枯,草木凋零是冬景。随四季变换,景物自有不同,各有其境界在,出现了四幅扇面,变化有致,给人不同的美学享受。同时,四幅扇面又是互相映衬的,春光如海映衬了秋色肃杀;夏日繁茂映衬了冬景寒冽。

  其四,动静对比之美。散文写景绘境最忌呆板单调,一样景物,一种笔致,一式情态,又有何意趣?!欧阳修在这篇散文中时时注意事物的动静变化。先说景物与景物之间的动静对比。蔚然壮秀的琅山是静态,潺潺流淌的酿泉水是动态,山色苍郁悦目,泉声琮琮动听,相映成趣。“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树木之静对比出百鸟啁啾之动,相得益彰。再说景物与人物之间的动静对比。“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残阳息于山头是其静,人影移散,纷纷暮归是其动。静的景和动的人彼此映衬。最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动静对比。“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有唱有憩,有动有静。“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以众宾喧哗之动,对比出太守颓然之静,生趣盎然。由于作者多方面进行对比,使散文的意境绘形绘声,山光、水色、人情、醉态并于一画,各具情致。

  精巧的结构。散文,顾名思义,要散,但散并非是不着边际的散乱,要做到散中有神,散而不乱。《醉翁亭记》结构上的精巧之处,值得我们努力学习。

  金线串珠。《醉翁亭记》虽然时而山色露布卷面,时而水流泻进画幅,时而人情喧于纸上,看似散,其实一点儿也不乱。首要的原因是作者手中有一根金线。这根金线就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乐”,醉中之“乐”。正因为如此,文章的起、承、转、合,就无不统摄于作者主观感受和体验的波澜起伏。写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写游人不绝路途,是表现人情之乐;写酿泉为酒,野肴铺席,觥筹交错,是表达“宴酣之乐”;写鸣声宛转,飞荡林间,是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欢于万物,乐在其中,全文因景生乐,因乐而抒情,这样,行文走笔,一路写出,围绕个“乐”而展开,就不是断片的杂碎,而是统一的整体,犹如穿千颗珠玉缀在金线之中,收万道阳光凝于聚光镜上。也正因为有聚光点,有主骨架,文笔的散反而会转化成一种特色,显得运笔从容,左右逢源,越是散越是丰满了散文的血肉,增添了散文的生机,增强了散文的内容。

  曲径通幽。《醉翁亭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峰回路转,有亭翼然。”借用这句话来形容这篇散文的结构特色是很恰当的。作者写四时晨昏的不同景物,五光十色的琅风貌,可谓匠心默运,苦意经营。作者为写出醉翁亭的位置,颇下一番心思,他不是径直言之,而是曲折写来。文章一开始敷设了五层笔墨,“环滁皆山”,一层;“西南诸峰”,一层;深秀“琅”,一层;潺潺泉水,一层;“有亭翼然”,一层。五层笔墨不是均衡用力,平分秋色,而是层层烘染,步步进逼。先用大镜头、长镜头,然后推成小镜头、短镜头,最后跳成特写,不平不直,九曲回肠。先用概描,写滁州山景,大笔淋漓。下一“尤”字,文章迭进,带出“西南诸峰”。再着一“望”字,视线集中琅。用毕视觉,跟后就用听觉,“水声潺潺”,于是酿泉入画。尔后,用一“回”字,着一“转”字,醉翁亭才赫然在目,进入卷面。作者在用笔时,好像围野狩猎,逐渐圈小区域。这样不仅让人们了解到醉翁亭之所在,而且通过层层烘托,突出了它的美。如此描写,便使“亭”非比寻常;如此用笔,便使“文”不同凡响。再如文章结尾处,作者为了突出“太守之乐”,也是用的层层烘托的笔法。用禽鸟之乐,反衬众人之乐,再用众人之乐,反衬出太守之乐。这样,太守之乐就在众多的烘托下被推到峰颠,显示出主观感受和体验的高人一筹。

  呼应有方。前有伏笔,后必照应;藏墨于首,显豁于尾,是《醉翁亭记》结构安排的第三个特点。文章一开始写道:“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但太守又“名之者谁”?暂按不表,埋下伏笔,催人卒读。直到文章刹尾处,才端示:“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奏到首尾相照之效。再如“太守乐”呼应了“山水之乐”,乐从山水来,太守乐就有了根据。“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照应了“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年事既高,又放情山水,太守醉就有了着落。又如“夕阳在山,人影散乱”,纷纷离去,是因为时令已晚,这便跟前文的“暮而归”又恰成照应,把这句话具体化了。处处注意呼应照应,就使文章的内在结构经纬分明,严谨周密,无懈可击。

  出色的语言。《醉翁亭记》的语言极有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 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

  首先,《醉翁亭记》的语言高度概括,含义丰富。最突出的是,作者在本文中首创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被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所用,例如苏轼在著名的《后赤壁赋》中写秋冬之交的江上景色,就直接借用了“水落石出”一词。又由于作者用词精当,词句的概括内容很广,因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演变成稳定性强、规范性高的成语,发挥了它们的引申意义。

  其次,《醉翁亭记》的语言凝练精粹,晶莹润畅。这是作者善于观察事物,精辟地捕捉对象的本质特征并加以提炼的结果。例如写晨昏景象之异,只用两句就概括殆尽:“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林、岩、晨气、暮霭,均是山间习见之物,以此下笔,切景切境。同时,“出”“开”联属,“开”是“出”的后果。 “归”“暝”联属,“归”是“暝”的前提。动词的出神入化,互为因果,使变化着的山景逼真欲现,恍若在即。又如写四季景物,作者独到地捕捉了富有季节特点的典型情景,以“香”言春,以“繁”状夏,以“洁”喻秋,以“水”写冬,无不情状俱到,精确熨贴。再如“树木阴翳,鸣声上下”,前句写色,后句传声,兼声兼色,寥寥八字便把薄暮情景表现无遗。还如“有亭翼然”,仅譬一喻,亭的形状、风貌便画出来活像鸟儿展翅,凌空欲飞。

  《醉翁亭记》还留下了推敲文句的文苑佳话,为人们所传诵。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写道:“欧公(按:指欧阳修)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周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子语类大全》卷一百三十九)滤沏文词水分,浓缩语言容量,使之片言能明百意,只字足敌万语,达到妙造精工的地步。

  再次,《醉翁亭记》的语言抑扬抗坠,铿锵悦耳。全文几乎用“也”收束句尾,又一贯通篇,毫无赘烦之弊,反有灵动之妙,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它虽是散文,但借用了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散中有整,参差多变。他安排了不少对句,使句式整饬工稳。

  单句成对的有“日出而林霏开”对“云归而岩穴暝”;“野芳发而幽香”对“佳木秀而繁阴”。

  作者虽受骈文影响,但非食而不化,乃是有所创造,融化到笔底,又自然天成。不做作,不矫饰。这样,读来顿觉舌端润畅;听来,倍感声声清朗,具有音乐的节奏感和回环美。

  欧阳修在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一扫唐五代文坛浮艳艰涩的流风,建立了清新、秀美、刚健、婉转的文学风格。这篇《醉翁亭记》就是他的文学主张的最好的艺术实践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卓著,是著名的“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唐宋八大家”,北宋就占了六家。而北宋六大家中,除欧阳修本人以外,其余五家都是出自欧门。在史学方面,欧阳修参加编撰《书》,独立撰写《新五代史》。在著名的“二十四史”当中,他一个人就编撰了两史。这在古今史学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欧阳修不仅成就非凡,而且人品高尚,他在编撰史书时不夺人功的事在当时就很感人,至今对我们仍不乏启示。据《宋稗类钞·雅量》等书讲: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宋仁宗诏令成立唐书局,由王尧臣、宋祁、张方平等人重修《唐史》,但是历时九年,久不成书。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仁宗把欧阳修调到秘书省太史局,专门负责编撰“纪”、“志”两部分,“列传”则由宋祁编写。在人事安排上,欧阳修负主要责任,官位在老臣宋祁之上。待《唐史》修成,朝廷认为一部书出自两个人的手,文体不能同一,于是召见欧阳修,准许他看“列传”,并让他删改成一种文体。欧阳修虽然接受了命令,回来却叹道:“宋公对我来说是前辈,况且各人所见多不相同,怎么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见删改呢!”等到《唐史》最后修定,进献仁宗时,御史说,按照老规矩修史书,只署太史局中官位高的一个人姓名,欧阳修官高,应当署名。可欧阳修说:“宋公对“列传”费的功夫很多,而且用的时间又长,难道我能掩没和夺取他的功劳吗?”于是,“纪”、“志”部分署名欧阳修,“列传”部分署名宋祁。宋祁听了后,感慨地说:“自古以来文人不相谦让,而好相互欺侮。欧公之举,可说前所未闻。”在官修正史上署名是真正的“名垂青史”,可欧阳修决不欺世盗名,可敬可佩。联想到今日文坛、学坛,又难免不生感叹。宋老先生说的“不相谦让”、“相互欺侮”之事现今还时有发生。君不见,某些领导身居要职,大字不写一个,赫然在大小丛书上或词典、事典当中挂着主编的头衔;某些老板财大气粗,文墨不通却用“孔方兄”挤进大书小书的作者行列,附庸风雅;甚或有教授凭师之尊严,无可置疑地把大名署在自己学生论文的前面……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若欧阳公九泉有知,恐怕也只好摇头叹息了。

  欧阳修就是(欧阳锋)的儿子,从小就练9阴真经最后走火如魔死了我们语文老师说的肯定对

  欧阳修一生,尽管经历坎坷,但他始终把勤于政事和嗜好读书,紧密相联,相辅相成地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在他从政的四十二年间,粉事认真,从不懈怠;治学严谨,对于钻研经史,著书立论,创作诗词,散文,虽有时日理万机,有时困于贬谪,却从未弃置和间断过。而且日常的一点闲暇时间也用来钻研和阅读,所以,文坛上有他的“三上”故事的佳话流传。欧阳修在政治上是位革新派,他发支和领导的古文运动,是和他在政治上的革新主张呼应的。他是宋代学术思想上首开风气的衙要人物,是后世称为“宋学”的开创者之一,是唐宋文学八大家之一,苏洵,苏轼,苏辙,曾巩,五安石五家都得到他的扶掖,得到他的赏误识荐举。他既是散文家,诗人,词人,又是史学家,经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而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总之,在我国历史上,他是个有我方面创获和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欧阳修的学识,文章,品德,素为人们所效法与景仰,故有“欧庐陵道德文章”之评。古人和今人对他有不少评论。和他同代人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写道”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戎雄辞宏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南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欧阳修一生著作丰富。他与宋祁合修《书》。独撰《新五代史》。他一生的著作,南宋绍熙,庆元年间由丞相周必大和孙谦益,胡柯,罗泌等编定为《欧阳修忠公文集》一进五十三卷,约进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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