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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3-09

欧阳修-诗词大全-古诗大全 - 古诗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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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欧阳先生(欧阳修自称)夜里正在读书,(忽然)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向传来,心里不禁悚然。他一听,惊道:“奇怪啊!”这声音初听时像淅淅沥沥的雨声,其中还夹杂着萧萧飒飒的风吹树木声,然后忽然变得汹涌澎湃起来,像是江河夜间波涛突起、风雨骤然而至。碰到物体上发出铿锵之声,又好像金属撞击的声音,再(仔细)听,又像衔枚奔走去袭击敌人的军队,听不到任何号令声,只听见有人马行进的声音。(于是)我对童子说:“这是什么声音?你出去看看。”童子回答说:“月色皎皎、星光灿烂、浩瀚银河、高悬中天,四下里没有人的声音,那声音是从树林间传来的。”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余曰 一作:予曰)我叹道:“唉,可悲啊!这就是秋声呀,它为何而来呢(它怎么突然就来了呢)?大概是那秋天的样子,它的色调暗淡、烟飞云收;它的形貌清新明净、天空高远、日色明亮;它的气候寒冷、刺人肌骨;它的意境寂寞冷落,没有生气、川流寂静、山林空旷。所以它发出的声音时而凄凄切切,呼号发生迅猛,不可遏止。绿草浓密丰美,争相繁茂,树木青翠茂盛而使人快乐。然而,一旦秋风吹起,拂过草地,草就要变色;掠过森林,树就要落叶。它能折断枝叶、凋落花草,使树木凋零的原因,便是一种构成天地万物的混然之气(秋气)的余威。秋天是刑官执法的季节,它在季节上说属于阴;秋天又是兵器和用兵的象征,在五行上属于金。这就是常说的天地之严凝之气,它常常以肃杀为意志。自然对于万物,是要它们在春天生长,在秋天结实。所以,秋天在音乐的五声中又属商声。商声是西方之声,夷则是七月的曲律之名。商,也就是‘伤’的意思,万物衰老了,都会悲伤。夷,是杀戮的意思,草木过了繁盛期就应该衰亡。”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唉!草木是无情之物,尚有衰败零落之时。人为动物,在万物中又最有灵性,无穷无尽的忧虑煎熬他的心绪,无数琐碎烦恼的事来劳累他的身体。只要内心被外物触动,就一定会动摇他的精神。更何况常常思考自己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忧虑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自然会使他红润的面色变得苍老枯槁,乌黑的头发(壮年)变得鬓发花白(年老)。(既然这样,)为什么却要以并非金石的肌体,去像草木那样争一时的荣盛呢?(人)应当仔细考虑究竟是谁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残害,又何必去怨恨这秋声呢?”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书童没有应答,低头沉沉睡去。只听得四壁虫鸣唧唧,像在附和我的叹息。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sǒng)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sà),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cōng)鏦铮(zhēng)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xián)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欧阳子:作者自称。方:正在。悚然:惊惧的样子。初淅沥以萧飒:起初是淅淅沥沥的细雨带着萧飒的风声。淅沥,形容轻微的声音如风声、雨声、落叶声等。以,表并列,而。萧飒,形容风吹树木的声音。砰湃:同“澎湃”,波涛汹涌的声音。鏦鏦铮铮:金属相击的声音。衔枚:古时行军或袭击敌军时,让士兵衔枚以防出声。枚,形似竹筷,衔于口中,两端有带,系于脖上。明河:天河。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fēi)云敛(liǎn);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lì)冽(liè),砭(biān)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liáo)。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rù)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lù)也,物过盛而当杀。” (余曰 一作:予曰)秋之为状:秋天所表现出来的意气容貌。状,情状,指下文所说的“其色”、“其容”、“其气”、“其意”。惨淡:黯然无色。烟霏:烟气浓重。霏,散扬。云敛:云雾密聚。敛,收,聚。日晶:日光明亮。晶,亮。栗冽:寒冷。砭:古代用来治病的石针,这里引用为刺的意思。绿缛:碧绿繁茂。一气:指构成天地万物的混然之气。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一气”运行的结果。余烈:余威。刑官:执掌刑狱的官。《周礼》把官职与天、地、春、夏、秋、冬相配,称为六官。秋天肃杀万物,所以司寇为秋官,执掌刑法,称刑官。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wò)然丹者为槁木,黟(yī)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有时:有固定时限。渥:红润的脸色。黟:黑。星星:鬓发花白的样子。

  本文是作者晚年所作。虽仕途已入顺境,但长期的政治斗争也使他看到了世事的复杂,逐渐淡于名利。秋在古代也是肃杀的象征,一切生命都在秋天终止。作者的心情也因为屡次遭贬而郁闷,但他也借秋声告诫世人:不必悲秋、恨秋,怨天尤地,而应自我反省。这一立意,抒发了作者难有所为的郁闷心情,以及自我超脱的愿望。

  这篇赋以“有声之秋”与“无声之秋”的对比作为基本结构框架,精心布局,文势一气贯串而又曲折变化,作者从凄切悲凉的秋声起笔,为下文铺写“有声之秋”蓄势;然后由草木经秋而摧败零落,写到因人事忧劳而使身心受到戕残,由自然界转到社会人生,这是“无声之秋”;最后归结出全篇主旨:“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笔法来写。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从静到动,令人悚惊的秋夜奇声,营造了一种悲凉气氛。“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作者正在秋夜专心致志地读书,忽听一种奇特的声音从西南方传来。作者惊讶于这样的声音,细听,起初似雨声淅淅沥沥,又似风声潇潇飒飒,忽然又如波涛奔腾翻涌,又似骤然而至。它接触到物体上,又发出如金铁相撞的鏦鏦铮铮的声音,又好像奔赴敌阵的军队,衔枚迅跑,听不到号令,只听到人马行进之声。

  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状态。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主观情感。

  接着作者引出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又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含蓄。这里,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比,对秋声的两种不同的感受相映成趣,富于意味。作者在第一段通过悬念式的对声音的生动描绘,点明了文章主题即秋声。文章起始,就写得脉络清晰,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接着寻根溯源,探究秋声所以形成的缘由?“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自答曰:“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秋声,是秋天的声音,作者从秋之色,容,气,意四个方面把秋天的到来之后万物所呈现的风貌和秋之内在“气质”描绘得具体可感,其色颜容貌似乎呈现眼前,其栗冽之气似乎穿透衣服直刺肌肤,其萧条之意似已围裹全身。这种秋气,是一种肃杀之气,是让人速生冷颤之气。它只要施展它的一点余威,就会使繁茂蓊郁的绿色变色,葱茏的佳木凋零。这样,通过秋声的描绘和感受把“秋”之威力作了形象化的描绘。“秋”何以有这样的威力和会使人产生如此的感受呢?

  接着,作者又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对秋声进行了剖析和议论。“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即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古代用天地、四时之名命官,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是六官。司寇掌刑法。故秋天是古代刑官行刑的季节。在四季中又属阴冷的季节;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从五行来分,秋属金,由古代多以秋天治兵,“沙场秋点兵”,所以秋又有战争的象征;这样,秋天对人来说,意味着有悲凉肃杀死亡之气。从自然界来看,天地万物,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转衰的过程,人与此同,故有对生命将息的悲叹与伤感。又以音乐为喻,古人将五声(宫、商、角、徵、羽)和四时相配,秋属商,又将五行和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相配,秋主西方,秋属于商声,商,伤也,悲伤之意。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古音分十二律,夷则为十二律之一。将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夷则配七月。《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则。”夷,是删刈,杀戮之意。万物由繁荣到衰败,则为自然之规律。作者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进行了论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产物,人与自然、社会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从个人出发体验感悟自然和社会。这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接着作者仍然抓住秋声的主题,通过无情的草木与万物中最有感情,最有灵性的人的对比,抒发议论。作者认为,百般的忧虑和万事的操劳必然损伤着人的身心,内心受到刺激和痛苦,必然损耗精力,更何况是“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呢!这样就容易朱颜易老,乌发变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是你自己无穷无尽的忧劳伤害了自己,又何必去怨恨秋声的悲凉呢?这就说明了作者之所以感到秋声之悲凉,其根源不在秋声,主要是当时作者面对国家和自己的处境而产生的忧思所致。当时作者被朝廷重用,但想起曾经在政治上屡不得志,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心情郁闷。这样的情绪和秋季气息正相统一,触物伤情,有感而发。

  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此文,把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作者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情感节制内敛;语气轻重和谐;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在这个秋气正浓的季节,不妨打开《秋声赋》,一方面欣赏作者优美的文字所带给你的艺术美感,另一方细细品味秋之色、之容、之气、之意,体验自然和人生。

  作者把无形的秋声写得可见可闻。文章开头便用形象的比喻描写秋夜西风渐起,触物有声,再用星月皎洁、四无人声加以烘托,一萧瑟幽森的画面便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以“四壁虫声唧唧”收尾,也紧扣住季节的特色。中间两大段用赋体的传统铺陈手法,渲染秋天的肃杀和万物的凋零,抒写对人事忧劳的悲感,最后“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又转喻祸根在人,发挥了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显示出文赋自由挥洒的韵致。

  《秋声赋》作于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时年53岁,这是他继《醉翁亭记》后的又一名篇。它骈散结合,铺陈渲染,词采讲究,是宋代文赋的典范。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夜读时听到秋声,从而展开了对秋声的描绘。文章开头,作者简捷直人地描画了一幅生动的图景:欧阳修晚上正在读书,被一种奇特的声音所搅动。这简捷的开头,实际上并不简单,灯下夜读,是一幅静态的图画,也可以说,作者正处于一处凝神的状态中。声音的出现是以动破静,引起了作者的注意,不禁去倾听它,同时,也就惹动了文思。这样由伏到起,在动静的对比中,文势便蓄成了,有了这种文势,下面的文章便仿佛是泉水涌出,自然流泻。接下来,是作者对秋声一连串的比喻,把难以捉摸的东西变得具体可感。作者通过由“初”到“忽”,再到“触于物”,写出了由远而近、由小到大、凭虚而来的撞击物体的秋声夜至的动态过程,突出了秋声变化的急剧和来势的猛烈。这也就回答了作者闻声惊惧和感叹的原因。

  第二段是对秋声的描绘和对秋气的议论。首先,作者概括了平日观察所得,运用骈偶句式和铺张渲染的赋的传统手法,抓住烟云、天日、寒气、山川等景物,分别就秋的色、容、气、意,描绘出了秋状的四幅具有不同特征的鲜明图画。而对秋状的描绘,正是为了烘托秋声的“凄凄切切,呼号愤发”。然后,是对秋气的议论。“丰草”四句,作者把草木在夏天和秋季作对比,通过对比,指出草木之所以摧败零落,是秋气施加强大威力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议论又进一步展开。“夫秋,刑官也”到这一段结束,作者吸收前人种种说法,又运用骈偶句把秋与官制、阴阳、五行、音律等配属起来,甚至用“伤”解释“商”,用“戮”解释“夷”,极力铺张,突出秋对万物的强大摧残力量,说明万物盛衰的自然之理。这是宇宙生成的哲学思考,写出了秋声中永恒的悲伤,为下文进入本文主题起了铺垫作用。

  第三段是全文的题旨所在,作者由感慨自然而叹人生,百感交集,黯然神伤。这一段,作者在极力渲染秋气对自然界植物摧残的基础上,着力指出,对于人来说,人事忧劳的伤害,比秋气对植物的摧残更为严重。

  第四段是全篇的结束,作者从这些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重新面对静夜,只有秋虫和呜,衬托着作者悲凉的心境。结尾处秋虫的和鸣,更衬出作者的感慨与孤独。戛然而止的结尾,给文章增添了不少的感染力,在秋虫唧唧中,读者似乎也要同声一叹。

  欧阳修在宋仁宗嘉佑占四年(1059)春天辞去开封府尹的职务,专心著述。这时的欧阳修,在政治上早已经历了多次贬官,对政治和社会时局心情郁结,对人生短暂、大化无情感伤于怀,正处于不知如何作为的苦闷时期。在《秋声赋》中,作者以“无形”的秋声作为描写和议论的对象,采用赋的形式抒写秋感,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实际上融入了作者对宦海沉浮、人生苦短深沉的感慨。

  《秋声赋》写秋以立意新颖著称,从题材上讲,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永恒题材,但欧阳修选择了新的角度人手,虽然承袭了写秋天肃杀萧条的传统,但却烘托出人事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这一主题,这就使文章在立意上有所创新。

  更应该提到的,应是《秋声赋》在文体上的贡献。注重骈偶铺排以及声律的赋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内容的空乏和形式上的矫揉造作,已经走向没落。欧阳修深明其中之弊,当他的散文革新取得了成功之后,回过头来又为“赋’’体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即赋的散文化,使赋的形式活泼起来,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加了赋体的抒情意味。这些特点也使《秋声赋》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很重要的地位。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赏析该文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应该受古人消极情绪的影响。 “悲秋”是历代文人骚客写作的主题,他们借对秋的悲,抒发对时政不满而产生的郁闷心情;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宦海沉浮,人生艰难的不幸遭遇。 欧阳先生的《秋声赋》在立意方面,虽然通过感伤秋之肃杀而烘托出感伤世事之肃杀,但仍然难免有很浓的悲伤情调。

  文章第三段开头“嗟乎”二字多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悲伤的情感;而此段的最后“奈何”、“念谁”两句更体现了作者凄苦愁闷的心情。

  古代的封建文人墨客,因为受时代的局限和传统人生观、世界观的束缚,因秋而生悲的伤感情绪是必然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而指责他们的消极情绪。建议大家在欣赏《秋声赋》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时有必要读读主席的《浪淘沙·北戴河》和现代作家俊青的散文《秋色赋》。

  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这节令风物有哪一点使人不称心?可不知怎的,我面对这满眼秋色,却禁不住黯然神伤。

  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西风猎猎,市上的酒旗迎风招展;细雨濛濛,到处有金色的菊花怒放。

  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想到国事家事,愁得我双鬓灰白;白白地耗费朝廷俸禄,我心中感到羞耻难当。

  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什么时候能满足我的愿望——挽着鹿车,回到颍东,耕田植桑。

  鹿车何日驾,归去颍(yǐng)东田。鹿车:用人力推挽的小车。颍东:指颍州(今安徽阜阳)。欧阳修在皇祐元年(1049)知颍州,乐西湖之胜,将卜居,不久内迁。翌年,约梅圣俞买田于颍。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情感。首联说应季节时令而产生的景物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所引起的秋思却这样令人心神沮丧呢?颔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描绘“节物”,咏尽秋日佳趣。那么,究竟为何而心绪黯然?该联采用白描的手法,将酒旗招摇于西风中,菊花在细雨中盛开之景形象描述,以乐景衬哀情照映首联,并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情的黯然。颈联告知我们,诗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茫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中无补的苟且生活,所以尾联便写作者归隐的思想。这就是诗人心绪黯然的所在。

  秋天,草木黄落,原野萧条。苍凉凄清的景象,最易触动离人游子的伤感,勾起羁旅行役的乡愁。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首开其端,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从各自的身世经历,以“悲秋”、“秋兴”、“秋怀”为题,抒发了思乡怀人的感慨。如黄庭坚的“茅堂索索秋风发,行绕空庭紫苔滑。蛙号池上晚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湖水无端浸白云,故人书断孤鸿没。”(《秋怀》二首之二)便是这类感秋抒怀诗中的佳作。这两首《秋怀》诗,并未凭秋色诉离情,托秋意写别恨,而是借秋景表达他们的忧国之心,格调高致。

  欧阳修诗的首联“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用反问句式,点明自己热爱自然而又心绪黯然的矛盾。秋天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是五谷登、山果熟、菊黄蟹肥的季节。这样的季节,本应令人欣喜陶醉,为什么反而使诗人黯然神伤呢?--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疑问。颈联承第二句,对此作了回答:“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要理解这两句,先须了解“感

  事”和“包羞”的内涵。诗人幼孤家贫,生性节俭,而今已有丰厚的官俸,因而他的“感事”,显然不是个人生活上的事而是国家大事。如果说上句尚属隐约其词,那么,下句便由隐约而明朗:所谓“包羞”,即指所作所为于心不安,只感到耻辱。唐代杜牧《题乌江亭》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那是批评项羽不能包羞忍耻,再振羽翼。欧阳修诗中的“包羞”,其用意恰好相反。两句意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苍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国无补的苟且生活。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拳拳忧国之心,又是借秋景的描绘得以展现的。诗人以景传情,情韵深长。欧阳修的诗颔联承首句描绘“节物”: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西风里酒旗招展,细雨中菊花盛开。十字咏尽秋日佳趣。《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如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这联名句,不用一个系词,不着半点雕饰,以纯白描的手法,不仅写出了典型的季节风物,也写出了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喜爱之情;不仅有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那样的自然美景,也有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那样的市井侧影,可谓出语平淡而寄情深邃。

  欧诗从感念“节物”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感情。罗诗则表现了深切的亡国之痛,如“凄凉”、“那堪”、“风雨”及“毡寒”等词,无一提及国势,却洋溢着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焦灼以至失望愤慨的情绪,含蕴是深广的。

  欧诗尾联借用佛教用语,愤然思归:“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鹿车,借用佛家语,此处以喻归隐山林。两句意谓:何日才能驾起鹿车,回到颍东去过躬耕田亩的生活呢?诗人以“贤者避世”之想,表现了对与世浮沉的苟且生活的憎恶。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述,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故号六一居士。参照这一自述,可以清楚看出,欧阳修的“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即有儒家忧世之慨,也有道家超然物外之想。

  总之,这首诗“实而有条理”,流转自然,语无华饰而爱国情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jiē wù qǐ bú hǎo ,qiū huái hé àn rán ! xī fēng jiǔ qí shì ,xì yǔ jú huā tiān 。 gǎn shì bēi shuāng bìn ,bāo xiū shí wàn qián 。 lù chē hé rì jià ,guī qù yǐng dōng tián 。

  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 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 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 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迹:事迹。鉴:动词,照,引申为借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党引:勾结。贼害:残害。守:信奉;名节:名誉气节。之:指代上文的“道义”、“忠信”、“名节”。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自我修养。济:取得成功。退:排除,排斥。共(gōng)工驩兜(huándōu)等四人:指共工、兜、鲧(gǔn)、三苗,即后文被舜放逐的“四凶”。八元:传说中上古高辛氏的八个才子。八恺:传说中上古高阳氏的八个才子。皋(gāo)、夔(kuí)、稷(jì)、契(xiè):传说他们都是舜时的贤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业,契掌管教育。《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更(gēng)相:互相。书:《尚书》,也称《书经》。惟:语气词,这里表判断语气。周:指周武王,周朝开国君主。用:因此。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后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协。逮捕,囚禁“党人”应是桓帝、灵帝时的宦官所为。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一些名士如李膺等二百多人反对宦官被加上“诽讪朝廷”的罪名,逮捕囚禁。到灵帝时,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杀,六、七百人受到株连,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目:作动词用,看作。黄巾贼:此指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贼”是对农民起义的诬称。解:解除,赦免。朋党之论:唐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年),统治集团内形成的牛僧孺为首的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朋党之间互相争斗,历时四十余年,史称“牛李党争”。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昭宗:唐朝将要灭亡时的一个皇帝。杀名士投之黄河本发生于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后一个皇帝。“此辈清流”两句:这是权臣朱温的谋士李振向朱温提出的建议。朱温在白马驿(今河南洛阳附近)杀大臣裴枢等七人,并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清流:指品行高洁的人。浊流:指品格卑污的人。诮(qiào):责备。厌:通“餍”,满足。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刑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意:估计。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颠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

  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

  夫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

  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我年轻时因考进士寄居京城,因而有机会遍交当时的贤者豪杰。不过我还认为:国家臣服统一了四方,停止了战争,休养生息以至天下太平了四十年,那些无处发挥才能的智谋雄伟不寻常之人,就往往蛰伏不出,隐居山林,从事屠宰贩运的人,必定有老死其间而不被世人发现的,想要跟从访求他们,与之结交而不可得。后来却认识了我那亡友石曼卿。

  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颠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曼卿的为人,胸怀开阔而有大志,今人不能用他的才能,曼卿也不肯委屈自己迁就别人。没有施展志向的地方,就往往跟布衣村民饮酒嬉戏,闹得痛快颠狂也不满足。因此我怀疑所谓蛰伏而不被发现的人,或许会在亲的玩乐中得到。所以常常喜欢跟从曼卿游玩,想借此暗中访求天下奇士。

  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和尚秘演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够将自己遗弃在世俗之外,以崇尚气节为高。两个人相处融合毫无嫌隙。曼卿在酒中隐身,秘演则在佛教中隐身,所以都是奇男子。然而又都喜欢做诗自我娱乐。当他们狂饮大醉之时,又唱又吟,又笑又叫,以共享天下的乐趣,这是多么豪迈啊!当时的贤士,都愿意跟从他们交游,我也常常上他们家。十年间,秘演北渡黄河,东到济州、郓州,没有遇上知己朋友,困顿而归。这时曼卿已经死了,秘演也是又老又病。唉!这两个人,我竟看到了他们从壮年而至衰老,那么我自己也将衰老了吧!

  夫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的诗清妙绝伦,可他更称道秘演的作品,以为典雅劲健,真有诗人的意趣。秘演相貌雄伟杰出,他的胸中又存有浩然正气。然而已经学了佛,也就没有可用之处了,只有他的诗歌能够流传于世。可是他自己又懒散而不爱惜,已经老了,打开他的箱子,还能得到三、四百首,都是值得玩味的好作品。

  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曼卿死后,秘演寂寞无处可去。听说东南地区多山水美景,那儿高峰悬崖峭拔险峻,长江波涛汹涌,很是壮观。便想到那儿去游玩。这就足以了解他人虽老了可是志气尚在。在他临行之时,我为他的诗集写了序言,借此称道他的壮年并为他的衰老而悲哀。

  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tú)贩(fàn),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qīng)。释:佛教。这里指佛教徒,即僧人,俗称和尚。秘演,人名。 京师: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 国家:指当时的朝廷。臣一:臣服,统一。四海:古代以为中国在四海之中,故四海指全国。 兵革:兵,武器。革,将士作战用的甲盾,这里指战争。养息:休养生息。 山林屠贩:指隐居山林做屠夫、商贩的隐士。

  曼卿为人,廓(kuò)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hān)嬉(xī),淋漓颠(diān)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xiá)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曼卿:名延年,河南商丘人,北宋诗人,他一生遭遇冷落,很不得志。 廓然:开朗豪放的样子。布衣:百姓。野老:乡村老人。酣嬉:尽情喝酒,尽情嬉游。 庶几:或许。狎:打近而且态度随便。 阴求:暗中寻求。

  浮屠(tú)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yùn),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jiē)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浮屠:佛教,也称和尚。也作“浮图”。 遗外:超脱。即抛弃世俗的功名富贵。 河:黄河。 济、郓:济州、郓州。都在今山东省。

  夫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qū)其橐(tuó),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清绝:清新绝顶。即特别清新。 浩然:刚直正大之气。 胠:打开。橐:袋子。

  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diān)崖崛(jué)峍(lù),江涛汹涌,甚可壮也,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崛峍:高峻陡峭。

  提及九四年,居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那年的春天,东商到福建出差,在泉州的广化寺中,我看到禅房外一个小黑版上有这样的话:“人有两个眼睛,一只是理智,一只是慈悲,用理智看世界,就会没有爱,而只用感性看世界,就失去理智,所以,人要用两只眼睛看世界。”

  现在对专门搞文学的人,社会是有点“偏见”的。而究其原因,却和我上面讲的小故事有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中一些朋友太执着于感性来看问题了。

  其实传统的“文学型”文人不是这样的,这点我们有幸可以在欧阳文忠公的这篇《释秘演诗集序》中看到。

  高僧大多姓释,不光现在如此,何时开始我们无从所知,但据此文可知起码是在宋朝就是这样了。欧阳文忠公的朋友,一个叫做秘演的文化僧人,让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气场”。

  北宋建国几十年了,由于修兵革,国家不尚武备,许多“智谋雄伟之士,无所用其能,往往伏而不出。”作为副宰相的欧阳公,一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也是出于体察这些异能之士,用于施政安邦的考虑而与他们优游浸渍而深交之。

  然而,朋友是有感情的。欧阳公是以文会友,久而久之,这样文学朋友的高风也深深地感染了他。

  秘演诗文雅健,深受朋友们赞赏,虽然才品极高,“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欧阳公的好朋友石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

  后来十年之间,秘演北渡黄河,向东到过山东济郓两州,此时,他的好友曼卿去世了,秘演既老且病,然而,此时的秘演胸中依然有着浩然之气。好朋友去世后,他听说“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还坚持要去壮游。到了生命的垂暮之年,仍然是一种“老而志在”的状态。读起这篇欧阳公纪念好友的文章,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位宋代才子的高古之风。

  过去的读书人,大多受孟子所说的“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的影响很深。小苏又云“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作为不为世用的文人,秘演大师自始至终,无时不焕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浩然之气。每读斯文,小子无不为之感仰钦佩!

  受朋友们的鼓励,自去年始,我也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小小游历,受祖国壮美山川,人文遗风的感召,小子也神往着今后能有所长进,能修炼出一股浩然之气来。这样,到了我老得走不动的时候,回顾的一生,也许可以给自己游学历程的前面加上一个小小的“壮”字。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伶(líng)官:宫廷中的乐官和授有官职的演戏艺人。原:推究,考查。庄宗:即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克用长子,继父为晋王,又于后梁龙德三年(923)称帝,国号唐。同年灭后梁。同光四年(926),在兵变中被杀,在位仅三年。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shǐ)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qì)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qiǎn)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晋王:西域突厥族沙陀部酋长李克用。因受唐王朝之召黄巢起义有功,后封晋王。矢:箭。梁:后梁太祖朱温,原是黄巢部将,叛变归唐,后封为梁王。燕王: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其子刘守光,后被朱温封为燕王。此处称刘仁恭为燕王,是笼统说法契丹:宋时北方的一个部族。与:赐给。其:语气副词,表示命令或祈求。乃:你的。庙:指宗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所。此处专指李克用的祠,同下文的“太庙”。从事:原指州郡长官的僚属,这里泛指一般幕僚随从。少牢:用一猪一羊祭祀。纳之:把箭放好。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óu)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yú)?《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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