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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4-17

专访|席慕蓉:我给记忆命名从此有了归属与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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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慕蓉,对于大陆的读者来说,是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但这也意味着她的名字往往伴随着诸多既定的标签与刻板印象。清新隽永的诗歌与散文,是席慕蓉擅长的领域,但在此之外,她创作的故事与历程却鲜为人知。某种意义上,她成为了年轻读者最熟悉的陌生人。

  1949年秋天,出生于重庆的蒙古族姑娘席慕蓉,随家人为避战乱南下香港,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清苦而安稳的童年。五年后举家迁至中国台湾,她开始习画,并创作诗歌和散文,逐步成长为破销量纪录的现象级作家。八十年代,她的影响力开始溢出台湾岛内,作品被盗印、铺满了大陆的大小书店,与同龄的台湾作家三毛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众多文学青年的偶像。

  1989年8月1日,台湾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赴大陆的禁令。8月底,她怀揣着无限的乡愁与热望,终于重新踏上了阔别四十年的大陆,回到祖辈栖居的蒙古原乡。到达大草原的那天晚上,当初识的亲人都已睡去,她在万籁俱寂的星空下忍不住号啕大哭。这一趟还乡之旅,成为她人生和写作的分水岭,此后的每一年她都会多次回到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到锡林郭勒,从乌兰巴托到克什克腾,翻越山川、草原、戈壁、大漠,去探访和记录游牧民族的生活,寻找潜藏于自身血脉里的历史文化基因。

  她的写作主题和风格亦随之变化,从以抒发个人爱情、乡愁与人生为主题,进行温柔、细腻、浪漫、多情的诗歌创作,转向以散文为主探索游牧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她写下了蒙古长调歌王哈札布、喀尔玛克流浪者丹僧、鄂温克女猎人玛丽亚·索等人的故事。近年来,她的写作向更早期的民族史延伸,创作出《英雄噶尔丹》《英雄博尔术》等一系列叙事长诗,以此纪念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的英雄人物。

  曾任察哈尔盟明安旗总管,创办学社大力翻译出版蒙汉书籍,后因反对日本干预内蒙古自治运动而遭暗杀。

  翻开那部厚重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她发现家人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内蒙古近代史上,他们曾为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抛洒热血,乃至牺牲生命。她的家族,牵连着蒙古境内的寻求族群存活的血泪史。对民族和家族历史渊源的追寻,让她明白自己与这片广袤土地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因而,自从她踏上那片高原,她在精神上就再也未曾远离。

  她在文章中喟然长叹:“就是那里,曾经有过千匹良驹,曾经有过无数洁白乖驯的羊群,曾经有过许多生龙活虎般的骑士在草原上奔驰,曾经有过不熄的理想,曾经有过极痛的牺牲,曾经因此而在蒙古近代史上留下了名字的那个家族啊!就在那里,已成废墟。”穿越过幽暗斑驳的时空隧道,一切恍若隔世,她对故乡的情感愈发炽热奔腾。

  她的散文书写也因此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格局,当她彻底融入蒙古族同胞的大家庭中,成为其中名符其实的一员,她开始关注现代文明的一些更根本性命题,去追问何为现代,何为传统,何为民族国家。她为草原生态被肆意污染破坏而疾呼,她说草原不是只属于游牧族群,而是属于全人类,草原的生产力是依靠牧民、牲畜、草原三者和谐共处才形成的,一些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可能需要千百年才能恢复原貌,而这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而今,年近八旬的席慕蓉依旧神采奕奕,才思敏捷,情感和精力饱满充沛,只是听力大不如前。她在年前推出了新的作品集《我给记忆命名》,这是一本日记与散文合集,书写时间横跨半个世纪,涉及诗歌创作、还乡之旅、家族历史。她说,有些事物如果再不记下来,恐怕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因此,“我给记忆命名,或许,它们就会有了归属,有了顾盼,有了呼应。我给记忆命名,只因我的痴心。”

  无论身在何处,她始终笔耕不辍,她说现在才是自己创作的真正“高峰期”。她仍旧在努力书写新的英雄叙事长诗,还受到叶嘉莹、齐邦媛、痖弦等前辈的指点和鼓励。对她的采访,正是在她赴天津参加叶嘉莹的学术研讨活动之后,她们相识近二十载,有着同族情谊,更有着诗人灵性的契合相通,我们的谈话也由此开启。

  新京报:最近,你到南开大学参加“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你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也多次谈及叶先生对你诗作的评点。你们都是蒙古人,因诗歌而结缘,你还曾陪同她一起去叶赫河寻找原乡,能否谈谈你们相识的经历?

  席慕蓉:多年来,我一直是叶先生的读者,可是我对古典诗词仅仅是喜欢,很多东西也不见得能真正领会。我们的相识,缘于我的好友、台湾成功大学戏剧教授汪其楣的一番好意。她是叶先生的学生,2002年3月,叶先生到台湾讲学,她给叶先生寄了一篇刚发表的论文,里面谈到我的一些以蒙古为主题的散文和诗,她还让我也寄一本刚出版的散文集《金色的马鞍》给叶先生看。过了几天,叶先生说想要见我,她让另一位学生施淑教授来邀我共进晚餐,这让我喜出望外。

  叶先生见到我就说,“我也是蒙古人,我们的部族是叶赫那拉。我的伯父曾经告诉过我,叶赫是一条河流的名字,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定它的地点,也不知道如今这条河流是否还在。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它。”那条河流仿佛是她记忆的根源,我说,“那我们就去找一找吧!”她说,“好的,如果你找到了叶赫水,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听到这个“命令”,我心里很惶恐,我怎么可能找得到?不过幸好有一位朋友,在沈阳住的内蒙古作家鲍尔吉·原野先生,他帮忙委托满族朋友、《沈阳日报》的记者关捷先生去找,过了三个月,好消息就来了——叶赫水至今犹在,它在吉林省梨树县,是一条很美的河流。

  我赶紧向叶先生报告。当年9月,我们终于成行了,还请来吉林大学的朋友做向导,一群人陪着叶先生回到她念念不忘的原乡。虽然叶赫水还在,但是叶赫那拉部族从前的居住地已经没有了。有人带我们去看为拍摄电影而盖出来的宫殿式建筑,那是假的,叶先生说想要去看真正的城楼旧址。他们就带着我们来到一片玉米田,以前我只知道草原可以延伸到天边,我不知道原来玉米田也可以伸到天边。那天傍晚,红红的太阳被尘霾遮住,秋天玉米的叶子有点干枯,风吹过来的时候发出沙沙声响。

  玉米田的远处有座稍高的土台,一位同伴怕叶先生走冤枉路,就先跑到土台上面,然后回头对叶先生说,“您不要上来了,这上面什么都没有。”虽然是善意的劝告,但幸好她没有听从。那时候她已经78岁,但身体很好,大家都想要搀着她上去。我那时有了一点点经验,就是我回到内蒙古老家,很多朋友都好意地陪着我,给我介绍,但等到回去后我才后悔没有好好看一眼,其实有时候需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所以,我就跟那些朋友说,我们不上去了,让叶先生一个人到土台上看看吧。

  叶先生慢慢走上土台,眼前是红的、紫的、褐的、墨绿的玉米和荒草,微风吹拂着,她在台上独自伫立了好一会儿,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不就是那首黍离之悲的诗吗?我现在的心情,怎么和诗里说的完全一样?‘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因为是在故土之上,所以土地跟她一定有不一样的感应,当她站在一座别人眼里“什么都没有”的土台上,她却遇见了那首三千年前喟叹黍离之悲的诗。

  新京报:后来叶先生81岁的时候,你又陪同她去了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这听起来是很大胆的举动。

  席慕蓉:是的,听起来有点危险,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说要给我颁“最佳勇气奖”,我说应该给叶先生颁奖。2005年,叶先生对我说:“其实还可以去一下蒙古高原。”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巴尔虎草原,还登上了北魏拓跋鲜卑先祖所居石室嘎仙洞。她成为百年来家族里第一个回到蒙古原乡的人,一路上她神采奕奕,诗兴大发,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口占绝句一首,记得其中一首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我也问过叶先生为什么早不回来,她说怎么可能?又是军阀混战,又是抗日战争,又是国共战争,又是漂泊海外,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我非常高兴能有机缘陪她回家乡。其实,一路上我们有很好的越野车,也有朋友帮忙安排行程,路上并不危险。她当时身体也很好,没有出一点状况,反倒是我自己感冒了。

  新京报:你在书里引用叶先生的话说,“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似乎人人都可为之。但也有人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门类中最依赖天赋和灵感的,是难以训练出来的。在你看来,叶先生的古典诗词教育对写诗有多大的帮助?

  席慕蓉:听过叶先生的演讲,我才知道什么叫“诗教”。我不是学文学的,没有受过专门的古诗训练,比如平仄、音韵之类,我只是在大学时期跟溥心畲老师学过一点,但是也完全不会用,就自己乱作。我曾听一位学者说,“字是不会说谎的,人会说谎。所以,人在修改的时候,就把不说谎的字改成了说谎的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这个观点说给叶先生听,原来那位学者也是她的学生。她说,“你以为是你选择了这个字,其实是字选择了你,字比你想到的还要早。”

  叶先生是世间罕有的教师,她讲课跟一般的中学、大学老师完全不同。比如讲辛弃疾,听她讲完以后,再读辛弃疾的作品,会有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不是说其他老师讲得不好或者不对,他们都是启发过我们的人,能碰到一位好的语文老师,就是遇到人生的贵人,因为他们能把学生心中某些灵性的东西挖掘出来,可是他们跟叶先生是没得比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听叶先生讲课,她讲到一句话,结果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很多人都看到我,但我就是无法控制。她当时是解析欧阳修的《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讲到“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一句,欧阳修写采莲女子低头看水面,人脸和花互相映照,心里产生像丝一样乱的感觉。女孩察觉到自己的美丽,当其他同行的伙伴都已走远,她却流连忘返。

  叶先生说,这是欧阳修的神来之笔,欧阳修的深意是从表面的美丽牵连到一个人内心的向往和追寻,那才是生命暗藏的美好本质。她说,“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机会知道和认识自己的美好。”哇,真是吓死人!这句话仿佛贯穿天地万物,她所悲悯的不只是那个“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的采莲女子,而是尘世间所有的生灵。突然间,我的心怀像是完全被打开了,仿佛多年的彷徨和委屈全部都消融在这句线年,席慕蓉油画《月光下的白马》。

  新京报:你曾在诗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的序言中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一无所求,“从来不必以写作作为自己的事业,所以可以离企图心很远。”这与你在画画上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何对写作没有企图心?企图心对艺术创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人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企图心?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画得好的时候,你会嫉妒。我以前只要看到人家画得很好,就想什么都不干了,立马回家去画画;有时候也很坏,看到别人画得不好,就有点暗自得意,当然这对一个所谓艺术家来讲,是很糟糕的东西。但我后来读到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说创作者的嫉妒心是一定会有的,但嫉妒不是要去害别人,把别人的画刮破,而是去思考他怎么比我好,我为什么不能做到那样,这种情绪其实是健康的——我嫉妒了,但是我不要去陷害他,而只是“陷害”我自己——回家去画画吧,别旅行了。虽然有时候回去也不见得会怎样,但那种对自己的责备,其实就表明有企图心。

  但我对诗歌绝对没有这种企图心,当我读到一首好诗,会恨不得跟所有朋友分享。比如,我刚拿到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翻译的蒙古国诗选,还跟他要了几本送给朋友,因为诗选都是从早期诗人讲起,我害怕朋友们看到开头几页觉得没兴趣就停了,所以跟他们说,你们先看其中当·尼玛苏荣的那首《四季》,我觉得那首诗美到不行,全诗分四个段落,共有225行。可以试读几段:

  后来,一位诗人朋友说他们有一个语音平台,问我要不要去朗诵这首诗。我说我要,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在做过之后,好像都会遇到一些更好的机会。

  前天晚上,内蒙古诗人宝音贺希格来陪我过中秋,他翻译过我的诗,也是一位好得不得了的诗人。我跟他说,我喜欢这首《四季》,他说整个蒙古高原没有人不喜欢这一首。然后,他打开手机给我听一位专业朗诵者的朗读,就发现“……是美的”用汉文来表现过于平白。我跟他说,我要借用那位朗诵者的蒙文原文朗诵,但前面先用汉文读一遍,不然别人听不懂。你看,我是多么乐于跟别人分享好诗,我发现人家写得比我好,那才是最大的快乐。

  所以,我对画画和写诗的差别就在于此。读到一首好诗,我就会“人来疯”,可是我自己写的诗,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解,也不想讲。我觉得写诗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喜欢就写。如果让我去讲怎么写诗,我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叶先生的了不起,就在于她把所有古典诗词里的人,以及诗词中的深意和神来之笔讲给我们听。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清楚。当然,她是用自己的一生做到的。

  新京报:在你的书里,似乎很少看到“文学”这个字眼,你一般会直接说诗或散文,文学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文学”说得那么少吗?我倒不觉得。对我来讲,文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去阅读和吸收,二是去写作。阅读让我发现文字的美,寻找到与自己相近的灵魂。有的作品,初读和重读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重读可以获得很多之前读不到的东西,可是非得经过幼稚的初读,才能重读到那些东西。我想文学就是这样,要用一生不断地初读和重读,你问我要如何解释文学,我可能不太会形容。

  我现在的理解力绝对比年轻的时候好,这是年龄增长的好处。那天,一个女孩儿问我,会不会为年老而悲伤?我说,“我的每个关节都觉得悲伤,可是我的理解力觉得愉悦。”所以,文学是让我心向往之的事情,当一不小心遇到一首好诗,我就会打电话告诉朋友,对我而言,讨论文学是件很快乐的事。当然,如果说要规规矩矩坐下来读一位了不起的诗人的诗集,有时候也会很累,最好的遇见是一不小心突然间撞到,那种感觉是最美妙的。

  席慕蓉:画画是我的功课,我在绘画方面有强烈的虚荣心,希望能画得好。至于有没有天赋,到现在为止,我想还是不要知道答案吧。在写作方面,我不需要知道答案,因为我的写作其实是在整理自己,有的时候想不通,我就会写日记,有的日记写得还很长。譬如跟叶先生见面,我可能当时来不及写,但事后肯定得补上,有人说这些文字就像散文,不像日记,可是我就是这样写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不要忘记,我不会太在意外界的评价。

  有年轻朋友问,要怎么写一首好诗?我心想哪有那回事,开始去写就好了。我很年轻时就开始写诗,比画画还早,喜欢的可能就拿去发表,不喜欢的就塞到抽屉里,有时候隔几年再拿出来看,觉得“唉,还不错”,连改都不用改。有一次我投稿到《联合报》副刊,那首诗是有点想要写,却又觉得不怎么样。但那天在报上看到诗人许悔之写林文月先生的一首诗,我的天哪,他写得那么好。我赶紧打电话给《联合报》的编辑,说你看今天许悔之写成这样子,拜托你把我的那首诗撕掉吧,不用寄回来给我了。

  我的写作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我非写不可的,我会用散文把它们写出来。比如《丹僧叔叔》,写一位喀尔玛克蒙古人流浪的一生,那样的文章是我努力写出来的。

  新京报:你说《古诗十九首》和古乐府给了你最初的诗歌启发,你的诗歌中有很多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化用,同时你也很推崇纪伯伦等西方诗人的作品,你的诗歌创作受哪些人的影响比较大?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你是如何融合接续的?

  席慕蓉:我不知道,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但是我记得在香港读小学时学古诗词的经历。那时正逢乱世,老师们其实都不是标准的小学老师,不像现在这样规规矩矩地从笔顺、拼音开始教,所以,我的孩子们都说我写字笔顺不对。那时候老师也跟难民一样,生活很苦,他们的学历可能很高,可是还得教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就让我们多背诵。我到现在还能背诵很多诗词,能把《琵琶行》从头背到尾,小时候背的这些东西就烙印在脑海里。读《古诗十九首》也是因为喜欢,我当时就感慨,天哪,这些诗每个字我都认得,尤其前面几首都那么简单,但当它们组合到一起怎么可以这么美?

  你现在要问我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不是骄傲得不回答,而是真的没办法回答。我以前跟人家说,我没有受过任何诗歌和文学的教育,可是后来想,我好好地上过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国文课,算不算受过文学教育?到国外以后,我读到一些法文诗,像纪伯伦等人的,我感觉到音韵之美和翻译之难,这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感受,没有系统性。

  以前人家问我受谁的影响,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可能连名字都说不上来。在绘画方面也是如此,我不会标榜自己属于哪个画派,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写生者。我在台湾住了这么多年,我可以说我喜欢谁,但对他作品的来龙去脉和艺术特色不见得能说清楚。但我读他的诗,就知道他的东西了不起,比如商禽、痖弦、陈义芝,我觉得他们的诗里有些东西是我永远进不去的,或者,我能进去但永远不会那么写,但是我很高兴有人那么写,而且写得那么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席慕蓉:我觉得是现在,是此刻!我当然珍惜年轻的时候写下的诗篇,不过,我到现在才明白,过往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此刻,此刻正是一个创作上全新的起点。所谓“高峰”不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是我自身察觉的热度。是的,是一种追求的热度,如今的我,真是全心全意在追求我想要写的英雄叙事诗。从2010年夏天写出第一首《英雄噶尔丹》开始,到现在还没停止,非常奇妙!我自己曾经写过的句子竟然成真:“我相信,诗,只能从自己出发,并且是一个不可动摇、不被利用的自己。”到这个年龄还能拥有“不可动摇、不被利用”的热情,我知道,这是故乡大地给我的力量,我深深感激。

  新京报:1949年之后,在台海相隔的情况下,台湾出现了纪弦、余光中、洛夫、痖弦、商禽、郑愁予等一大批诗人,你与这些前辈诗人的交往多不多?

  席慕蓉: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很多,有的有过一些交往。我读的第一本现代诗集是余光中先生的《蓝色的羽毛》,那时候我在读中学,有一次堂哥带我去逛植物园,出来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买本书,我就在路边买了这本诗集。因为我之前也在文章里写过此事,很多人就说那是我的诗歌启蒙,但我觉得不是。我很敬佩余先生,我们也常常合作朗诵诗歌,他对我也很好,但其实我在买这本诗集之前就已经写了两三年,我只是余先生的一个读者而已。

  记得有一次,余先生来看我在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画展,是用激光做的版画,他那天来了三次,他很喜欢一幅《孤星》,就对我说“这一张给我做封面吧”,后来那幅画就成为他的诗集《与永恒拔河》的封面。我很尊敬余先生,他的学问那么好,对晚辈也很友善,但是真正开启我的写诗之路的其实是痖弦。痖弦一直担任《联合报》副刊的主编,我投稿到《联合报》,他常刊登我的诗,还带着同事来我家看我作画,对我很鼓励。

  那时候我还年轻,一下子给他寄了三十多首诗,我对他说,我不是要投稿,只是想请他帮忙看哪首好,哪首不好。他就真的用铅笔帮我在每首诗上画勾,再寄回给我,有的画一个勾,有的画两个或三个,有的不画,我就明白了那是他的评价。他曾说过一句话让我很受用,因为那时候我的诗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很多刊物都向我约稿,还让我附上插画,有一次开会,他特地走过来对我说,“你不要沦落成一个‘写稿妹’,有些要求你要懂得拒绝,好好地写自己的,不要谁让你写你都写。”这句话我听进去了,真的十分感激。

  所以说,痖弦是我在诗歌道路上的引路人。我原来不会回答“受谁影响”这个问题,现在知道要怎么回答了,要谢谢你。我是从余光中先生的作品开始注意读现代诗,然后是痖弦把我带上路,直到现在,我还会把正在写的英雄叙事长诗寄给他,请他帮忙提意见。我在《我给记忆命名》一书里也写到,齐邦媛和叶嘉莹先生都“责备”我,而痖弦先生不好意思“责备”我,只是说我的叙事诗里应该有一些“埋伏”,所谓“埋伏”就是突袭,突袭进人的心里,让读者不会忘记这些句子所带来的惊喜交集的美好感觉。我原本是一个外行,进入所谓的文学界,我是蛮有自卑感的,我不是学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只是个闯入者,幸好有好的老师和朋友。

  新京报:你早期的诗作大多围绕爱情和人生主题展开,注重个人情感的挖掘和抒发,你与丈夫刘海北先生的爱情很幸福美满,为何会写出那么多忧愁伤感的诗句?你的诗歌一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席慕蓉:我写诗需要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年轻时我有两个孩子要管,幸运的是有人帮我做家务,我主要管孩子的洗澡和睡觉,等孩子的事都料理妥当后,我就开始写诗。我的很多伤感的诗,都源自年少时所受的伤。由于战乱,我的少年在漂泊动荡中度过,跟随家人颠沛流离,白天像一只小野兽在森林里想办法逃跑,晚上再回到洞穴里慢慢流泪。因为找不到朋友,日记本就成为唯一的朋友。

  有人说,席慕蓉设想了很多情境来写诗,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人在少年时期特别敏感,自己受伤或者让别人受伤,很多诗也都是在寂寞受伤时写的。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诗是一个困惑的人用一颗困惑的心,在辨识着自己此刻的处境。我在诗中的感情,绝对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拟设。所以我曾经写过,“诗是挽留,为那些没能挽留住的一切;诗是表达,为当时无法也无能表达的混乱与热烈,还有初初萌发的不舍;诗,是已经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如果,如果曾经是可能……”

  新京报:你以前说写诗是从不强求的,但近几年写蒙古英雄叙事长诗,却“一再要求自己去写,仿佛是日夜都放在心头的愿望”,为什么会有这种愿望?叶嘉莹先生说你的叙事长诗不如抒情诗,这些诗歌成就可能不高,齐邦媛先生也说你“不够强悍,写不了史诗”,你对她们的评价和建议作何感想?

  席慕蓉:之所以要写英雄长诗,是因为回到内蒙古老家以后,我发现了一个无比丰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外界所不明白、也不想去了解的,但对我而言是一个诱惑,我想慢慢地把它们写清楚,算是给自己的一份奖品。别人说我是有使命感,是在捍卫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实不是,我就是遗憾前半生没有办法仔细了解自己的原乡,遗憾自己民族的英雄处在一个被误解的状态。在草原上,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着的英雄人物,在汉文史书上记载的却是极为表面的功过,甚至误解,我也不能说这些记载是错误的,可是总觉得那些解释距离游牧民族的时空真相太远。

  我向叶先生坦承,我知道自己写得不好,达不到渴望中的那个标准,可是这些年在心里翻腾着的都是这些英雄的事迹。她说,如果是生命自身散发的愿望,那就去写吧,唯有听命而行,才可能实现生命自身的要求。因此就算诗的成就不高,也是值得去完成的。听到她的意见,我仿佛一切都变得明朗了,没有负担了。我非常感激叶先生和齐先生,现在我依然努力在写,一天到晚都在改。

  新京报:你的书写从个人乡愁转向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和代表人物的关注,写下了歌王哈札布、丹僧叔叔这样的人物故事,这种转向是如何发生的?

  席慕蓉: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要感谢两位先生,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的贺希格陶克陶教授,他曾为我的《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写过序言,把我对蒙古题材的写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的乡愁,第二阶段是对族群文化的认识,第三阶段是更开阔的对大自然的认识。另一位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张弛教授,2016年在台湾东吴大学举行的“席慕蓉研讨会”,他发表过论文,研究我的写作主题和风格的转变,我很惊讶他是怎么看出来的。2019年,台湾出版了关于我的研究文集,选了他们俩的文章。

  2019年9月,席慕蓉参加“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京报:你对游牧民族持续关注数十年,除了血缘因素,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对你有何特殊吸引力?

  席慕蓉:你进去之后就知道,我们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所谓环保运动,而游牧民族要早几千年,游牧民族对大自然最为疼惜,知道如何跟自然和谐相处,里面的学问深得不得了。不要小看牧民,如果研究牧民跟大自然相处的种种细节,是可以写出博士论文来的。几千年来,游牧民族在那样脆弱的生态环境里生活下来,要知道草原不是天生就那么好的,草原的生产力是靠牧民、牲口和草原的和谐共处才得以维系和发展,而这些东西是包括我在内的受汉文化教育的人不太了解的。不只是东方如此,西方人对欧洲北部游牧民族文化的了解也很有限,把他们放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如果我们把将生态维护得这么好的族群视为落伍,认为它在现代文明到来的时候应该消失,那么,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何为现代文明?在很多人眼里,它似乎等同于所谓科技文明,好像只有拥有科技文明才有资格活着,难道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不是现代活着的人吗?我们对“现代文明”的定义不应该太狭隘,如果敢用“现代文明”这四个字,就得对现代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负责任。我很喜欢比尔·盖茨推行的“大历史”概念,如果把宇宙的全部历史浓缩成一天,那么人类不过是半夜才出来的。从某些角度而言,人类实在是可恶的生灵。以现代文明自居的人类,如果只是把计算机、移动通讯、远程教育传给游牧民族,那对游牧文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如果到草原上大肆发展工业、农业,毁掉草原的生机,那就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新京报:你在《独幕剧》一诗中说,“没有一块土地可以让我们静静憩息/当作是心灵的故乡/这也是我们最深的困惑/整整一生都要在自己的/家园里扮演着永远的异乡人”。你们这一代在台湾被视作“外省人”,回到内蒙古虽然有大家庭的温暖和归属感,但同时也有着异乡人的孤独,你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情感?

  席慕蓉:这首诗应该是刚回去的时候写的,那时候绝对是诗里所说的这种情绪,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刚开始,对原乡的情感完全控制了我,可是现在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现代人类。昨天,一个朋友说蒙古人有很多悲悯之心。我说不对,不只是蒙古人有悲悯之心,是全部人类都有悲悯之心。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国家和民族的疆界没有了,不是要做世界公民,我认为仍然需要有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这样世界才会有吸引力。如果我把蒙古的英雄叙事长诗写出来,我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蒙古人,因为我变成了完整的蒙古人,我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的理解力让我变得对自己更宽容了。

  席慕蓉:我不能替别人回答,因为没有观察,我只能说说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尤其是女儿)觉得我挺麻烦的,因为经常读一首诗或听一首歌就流泪。在他们小时候,有一次带着他们去买童书,我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那是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词,当时眼泪哗的就流出来了,两个孩子回过头问怎么回事,说“这是童书,你在哭什么?”我就给他们看这首词,我的女儿说“你就是麻烦!”,然后把书放回书架里,而我的儿子比较贴心,他把那本书拿出来,说“妈妈,我们今天就买这本吧!”

  后来我女儿到美国学音乐,她是弹钢琴的,现在在美国的大学里教钢琴演奏。1995年,她刚去的时候,有一次突然半夜打电话给我说,“妈妈,我以前老是看见你听着唱片流泪,觉得你很麻烦,很无聊,可是我今天知道你为什么流泪了,因为今晚蒙古族的图瓦合唱团来我们学校演唱,他们的声音一出来,我就开始掉眼泪,真是好奇怪。西方的同学也说他们唱得真好,可是只有我知道歌里的孤独与寂寞,好像跟我靠得很近,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哭了。”然后她说,“妈妈,你带我去蒙古吧!”

  我的儿子更是,儿子崇拜他的外祖父,外祖父健在的时候,他就去过蒙古国;后来外祖父走了,他特别想念,也跟着我回到内蒙古。所以,你觉得需要担心吗?从我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只要时间到了,他们对原乡的感情自然就会迸发出来。

  新京报:读到你写的蒙古歌王哈札布的传奇故事,我特地找来他的音乐听,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同样让我有流泪的冲动。

  席慕蓉:哇,他的长调真是不得了,你会觉得那是从天上来的声音,长调一定要用蒙语唱,不能翻译,因为歌都是从母语里生长出来的。蒙古长调之所以被举世推崇,不单在于它的美丽和艰难,还在于它能把歌者和听者都提升到一个美好的高度,这个高度是在一般的生活里难以达到的,但又是从远古以来,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渴望企及的。能够听哈札布觉得感动,我们就是有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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