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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3-21

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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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这情况到宋初仍未改观。柳开、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复韩柳古文传统,但成绩不大。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欧阳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华的文风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欧阳修极力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险怪奇涩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富于情韵、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他的散文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怀人,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即使是纯粹说理的政论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一唱三叹,情见乎辞,颇有特色。在欧阳修的提携指引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王安石的政论散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

  2006-06-18以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为主要代表样式的汉代诗歌,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值世纪之交,让我们全面地回顾一下以往的汉诗研究,总结成果,吸取经验,对于促进这一学术领域在21世纪的发展,必将具有重要意义。

  要全面总结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成果,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世纪以前的汉诗研究状况。广义的汉诗研究,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曹氏父子的诗歌,直承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精神,在创作中就有对于汉诗的学习和研究,只是没有相关的著作传世。因此,梁人刘勰对汉诗的评价,可以看作是汉诗研究的真正开始。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这段话,是刘勰对汉代文人诗的评价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但遗憾的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究竟作于何时,在这时却成了疑问,且不要说李陵、班婕妤的诗见疑于当时,就是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大多数在当时也已经不知为何人所作。这里面有几首诗,传言为枚乘所作, 但刘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只肯定其中的《孤竹》一篇是傅毅之作。

  和刘勰同时年龄稍小一些的钟嵘,在《诗品》中对汉代“古诗”有着更高的评价,甚至称其中陆机所拟的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与刘勰不同的是,对于传为李陵、班婕妤的诗作,钟嵘没有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古诗”,他虽然也承认时代“眇邈,人世难详”,可是却认为产生在李陵之前。正因为钟嵘有这样的认识,按照他的评诗原则,“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就把“古诗”放在了整部书的最前面来进行评述。和钟嵘同持肯定态度的还有梁人任昉和萧统。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萧统虽然没说“古诗”的作者是谁,可是《古诗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编入《文选》才得名的。同时他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这里所说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正是指传为李陵所作的《携手上河梁》一诗。由此可见,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代和作者问题,自六朝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

  唐宋以后,关于汉代文人诗的研究日渐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选注》,根据《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句,明确指出这些诗中有东汉之作,而决非全部出自西汉枚乘之手 。而唐代释皎然和白居易,则对传说中的李陵、苏武诗仍然持肯定态度。宋人蔡厚居虽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认为十九首非一人之词,同样肯定里面有枚乘、李陵之作。王应麟则取《史记正义》引虞美人诗为证,认为五言诗在汉初已经产生。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14中则以“李陵诗”和“枚乘诗”中有一“盈”字,犯汉惠帝名讳为由,认定这些诗一定是后人伪作(按此条已被后人驳倒)。从此以后,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作者时代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

  自唐宋以后,“诗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宋人范晞文的《对床夜语》、金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人杨载的《诗法家数》、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陆时雍的《古诗镜总论》等著作,对于汉代诗歌都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人胡应麟的《诗薮》,是后人研究汉诗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自周代社会始,中国人对乐就极为重视。对于在汉代而产生的配乐演唱的乐府诗,魏晋以降一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历朝的正史,从班固的《汉书》开始,就有《礼乐志》专述汉代乐府产生的经过。以后《晋书》、《宋书》亦有记述,其中以《宋书·乐志》最值得重视,中间有一卷专记汉魏相和歌辞,还有一卷中记录了汉代的杂舞曲辞和《鼓吹铙歌十八曲》,这为后人详细了解汉代乐府诗的发展提供了较早较为可靠的资料。唐代以后,关于汉代乐府的发展演变情况,以杜佑的《通典·乐典》、郑樵的《通志·乐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乐考》三书记载较详,是我们研究汉乐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献。关于汉乐府诗方面的最重要著作,当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此书除搜罗的作品完备之外,另一特点是对其中的每一类、甚至一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题。这部兼有研究性质的乐府诗总集,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以来的乐府诗研究著作里,最早的应该是传为东汉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这部书中所记,大都是传说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汉代创作,这是后人研究自先秦以来中国琴曲演唱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六朝时陈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则是唐以前关于汉乐府诗歌及其演唱、器乐等情况的最为详备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后,则有唐人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刘餗的《乐府题解》,也保留了许多重要材料。除此之外,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音乐》一门里有十八个条目专讲乐府歌曲的本事及缘起,也是后世颇为重视的文献材料。

  清代以后,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成果日渐增多。在一些传统的诗话,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袁枚的《随园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刘熙载的《艺概》等著作中都有一些关于汉诗的评论。一些诗歌选本,如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沆的《诗比兴笺》、张玉谷的《古诗赏析》、吴淇的《选诗定论》等书中,对汉诗都有较为详细的评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以汉诗或汉魏乐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著作,如朱筠的《古诗十九首说》、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费锡璜的《汉诗总说》、李因笃的《汉诗音注》、朱乾的《乐府正义》、庄述祖的《汉短箫铙歌曲句解》、陈本礼的《汉乐府三歌笺注》、谭仪的《汉铙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谦的《汉铙歌释文笺正》等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在汉诗的字词音义上有专门研究,或者在汉诗的艺术方面有独到心得,或者就文人五言诗体悟很深,或者在乐府诗的某些方面有较深研究。它显示了清人在汉诗研究方面的进步。

  20世纪初始的二十年中,汉诗研究只有几篇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值得称述的成果。从1920年算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到1949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6年,第三阶段是从1976年到20世纪末。下面分别予以评述。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20世纪中国文化革命新的一页,也使20世纪的汉诗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时代。胡适打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倡导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对汉代乐府诗评价极高,在 1921年拟定的讲义,也就是后来才正式出版的《白话文学史》里,说它们表现的是“真的哀怨,真的情感”,并认为这才是“一切新文学”的起点。

  胡适的这部书对汉代诗歌虽然并没有进行多么深入的研究,却是20世纪的汉诗研究走向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它向人们预示着,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对汉诗做出新的价值评估,关注汉代诗歌中具有平民文化特色的东西,从大众文学创作中总结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正在成为汉诗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方向。

  出版于1924年的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就是在“五四”文化革命大潮影响下产生的一部著作,书中对以鼓吹、横吹和相和歌辞为代表的汉乐府诗的产生源渊、与音乐的关系、艺术特点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对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乐府诗本是汉代诗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都有研究者。上世纪20年代初,黄节曾出版过《汉魏乐府风笺》,梁启超也开始了《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其中都有关于汉代诗歌的精彩论述,并对以后的汉代五言诗与乐府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像胡适、徐嘉瑞这样把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却是从“五四”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文学观念,在2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汉乐府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胡怀琛的《中国民歌研究》(1925)、胡适的《白线)、周群玉的《白线)、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0)、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陈钟凡的《汉魏六朝文学》(1931)、王易的《乐府通史》(1933)、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书,都有关于汉乐府的深刻论述。后出转精,这其中,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1931)、 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4)最值得重视。他们一方面吸收了胡适等“五四”学人看重汉代民间乐府的时代新观念,同时又逐渐克服了过于贬低贵族乐府的偏激观点,对汉代乐府诗的产生渊源、发展流变及其艺术成就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论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如孔德的《汉短箫铙歌十八曲考释》(《东方杂志》23卷29期)、朱希祖的《汉三大乐歌声调辨》(《清华学报》4卷2期)、黄节、朱自清的《乐府清商三调讨论》(《清华周刊》39卷8期)、王越的《汉代乐府校释》(《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卷4、5期、2卷1、2期)、彭丽天的《乐府诗集古辞校正》(《清华学报》12卷1期)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汉乐府诗的研究做出了成绩。另外,关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讨论和考证,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汉诗研究史上,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产生时代、李陵苏武诗的真伪等一直是研究的难题。在“五四”科学精神的指导下,20年代以后,学者们试图用新的考证方法来攻克这些难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这一时期汉诗研究中的又一个热点。

  争论从陈仲子1924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苏李诗考证》一文开始,以后李步霄、朱偰、陈延杰、徐中舒、罗根泽、游国恩、张长弓、梁启超、戴静山、陶嘉根、古直、隋树森、胡怀琛、杨向时、黄侃、范文澜、包括日本人铃木虎雄等,都加入了这个问题讨论的行列。但由于对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结论却大相径庭。如朱偰同意宋人王应麟的观点,认为《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所引汉初陆贾《楚汉春秋》里的《虞美人歌》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又采清人何焯、张实居的说法,认为到景帝、武帝之时,文人五言诗已经成熟。 黄侃在他的《诗品讲疏》中也同意这种观点。 而徐中舒则推扬《诗品》中“《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之说,认为“不但西汉人的五言全是伪话,连东汉的五言诗,仍有大部分不能令人相信。”因此“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

  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说明在没有铁证的前提下,光靠这种对于有限史料的不同理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考证的基础上辅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推进这种探讨的新的动力。在这方面,梁启超和罗根泽所做的工作最值得重视。特别是梁启超,在他的《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除了引用前人提出的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种“直觉”的方法。他这里所说的直觉,就是多方面地考察历史,并结合文学发展规律来做出正确判断。他首先从风格上考虑,认为《古诗十九首》“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而以作品旁证推论,“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120至170约50年间”。再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认定其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 罗根泽则根据历史进化的理论,在他的老师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汉代的文人五言诗只能在歌谣的基础上产生,而据他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纯粹五言歌谣,是西汉成帝时的《邪径败良田》,以此而论,中国文人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西汉,所以传说枚乘、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诗自然也是后人伪托的。东汉章帝时,才有了文人所作的第一首五言诗,那就是班固的《咏史诗》,但钟嵘还说这首诗“质木无文”,可见,那只能是“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由此,罗根泽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东汉桓灵时,才多优美之五言诗,才算是五言诗的完成期。

  由此看来,梁启超和罗根泽等人关于五言诗的考证,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而同样是在时代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新式的学术研究。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不能不说带有着一定的简单的进化论和机械论的缺陷,值得重新讨论。例如,梁启超说《古诗十九首》厌世思想浓厚,一定是东汉桓灵之世的作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表达厌世思想的诗篇,在汉代的其它时间难道就不可能产生的吗?罗根泽认为班固的诗既然“质木无文”,文人五言诗在当时就不可能成熟。按此逻辑,钟嵘还说过东晋孙绰、许询等人的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那么在他们之前竟出现了曹植等人的杰出五言诗作,不就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事了吗?所以,他们的观点提出之后,有人并不同意,如隋树森在详列了诸家说法之后就说:“把《古诗十九首》定为东汉人作或汉魏间人作,理由都是很不充分的。” 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梁、罗等人的观点却占了上风,以后,经过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的补充,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大都是东汉末年的产物,就成为50年代以后最有影响的观点了。

  从1920年到1949年以前的汉诗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那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对汉代妇女文学的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代流传下来的诗篇数量并不多。但就是在这有限的诗篇里,女性诗作占有比较醒目的位置。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并没有哪一个研究家对汉代的妇女文学给予特别的关注。20世纪初,谢无量先生独具慧眼,率先于1916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书中虽然只是对汉代诗歌中的妇女之作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其意义却不可低估。以后,梁乙真、谭正璧、陶秋英等人在三十年代先后写出了多部中国妇女文学史,汉代的女性诗作,自然更受他们的重视。如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就用了2万多字的篇幅,对高祖唐山夫人的《房中歌》、汉乐府的《陌上桑》与《箜篌引》、班婕妤的《怨歌行》、传为卓文君的《白头吟》、王昭君在中国文学史上之价值、以及乌孙公主、徐淑、苏伯玉妻和蔡琰等人的诗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与分析。但有的人却对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唐山夫人的诗表示怀疑,把班婕妤的诗视为后人伪作。对此,萧涤非给予批评,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否定根据不足。 其实,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文选》、《诗品》和《玉台新咏》都明确题为班婕妤,西晋人傅玄、陆机分别有题为《怨歌行》和《班婕妤》的拟作,所咏之事与诗中用词都与传为班婕妤的诗作及其身世相关,只有刘勰提过一句有人怀疑的话。在这些历史记载面前,如果我们没有铁证,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班婕妤之作这种传统说法的。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对这首诗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从1920年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关于七言诗的起源与发展的讨论,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王耘庄的《七言诗起源考》(《两周评论》1卷1期)、罗根泽的《七言诗起源及其成熟》(《师大月刊》1933年2期)、王盈川的《七言诗发生时期考》(《学艺杂志》13卷5期)、余冠英的《七言诗起源新论》(1942年)、余冠英、李嘉言《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1944年,以上两文并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等,共同促进了对文学史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深入进展。另外,关于汉诗文本的整理注释等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黄节的《汉魏乐府风笺》、夏敬观的《汉短箫铙歌注》、曲滢生的《汉代乐府笺注》、闻一多的《乐府诗笺》、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国文月刊》1941年第6、9、15期)、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王缁尘的《古诗十九首新笺》等,都是比较好的著作。逯钦立的《汉诗别录》,则从辨伪、考源、明体三个方面,对汉代诗歌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汉诗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来对汉代诗歌进行新的价值评估,成为这一时期汉诗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五四”以来的汉诗研究,无论是在五言诗的考证还是在对乐府诗的评述上,成就都是相当大的。不足的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学人侧重于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研究汉代平民文学的艺术形式特点,对丰富多彩的两汉诗歌内容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汉诗研究在这方面的深入恰恰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思想武器。

  追溯历史,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汉代诗歌,从3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版于1935年的张希之的《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1939年出版),对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分析。50年代以后,这种注重乐府诗思想内容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如郑孟彤的《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一文,就从反战争、反饥饿、反压迫、反礼教等四个方面对汉代乐府诗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王运熙的《汉代的俗乐和民歌》一文,除了对汉代乐府诗的产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证明其中的“民歌”大都产生于东汉之外,也特别详细地分析了汉乐府民歌“反映了广阔的现实,暴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指出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现实主义传统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这种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立场上对汉乐府内容所作的论述,代表了50年代汉代乐府诗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水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50年代的汉诗研究中,杨公骥的《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章。 汉有《巾舞歌辞》一篇,因为声辞杂写,其内容自东晋以后就无人解晓。杨公骥先生发千载之覆,破解了这一历史难题,让人们一睹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歌舞剧文字原貌,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其意义之大是难以估量的。遗憾的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此文在当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自90年代以后,这篇文章的巨大价值,才逐渐被人重视。

  王运熙先生关于汉代乐府的系列论文,是这一时期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包括汉魏乐府沿革的考略、关于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杂舞曲辞的考证等,为研究者供了很好的资料。 此外,丘琼荪的《汉大曲管窥》对《宋书·乐志》里所列的15首汉大曲在魏晋时期的流变及其演唱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陈直的《汉铙歌十八曲新解》 游国恩的《西汉乐府歌辞和文人五言诗的创作》, 阴法鲁的《汉乐府与清商乐》等, 是这一时期汉乐府研究中的好文章。

  五六十年代中,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研究成果不多,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1956年出版)是代表性成果。此书除了对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外,在前言中还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时代、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艺术特色等有相当深入的介绍分析。时至今日,这部书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以杨公骥、马茂元、王运熙为代表的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乐府诗中的几个疑难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对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进行深入的阐释,是这一时期在汉诗研究中取得的最突出成绩。它说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这一时期汉诗研究取得成绩的根本。可惜的是,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这使得在当时的汉诗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向。例如在文人五言诗的研究中,过于夸大了这些诗的产生和汉代社会政治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却没有注意从汉代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认识它们。在乐府诗的研究中,只注意那些反映了民生疾苦的叙事诗,却很少去研究那些别具特色的抒情诗;以对“乐府民歌”的研究取代了对包含各阶层创作的丰富多彩的“汉乐府”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是在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批判倾向。其中尤以对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批判,对俞平伯等关于《陌上桑》、《羽林郎》和《孔雀东南飞》这三篇作品大讨论的批判为典型。 这样的学术研究,是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教训。

  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停滞了十多年的汉诗研究又得到恢复, 1979年后,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旗的指引下,汉诗研究开始走上了正常的学术道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总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回顾20世纪以来的汉诗研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在“五四”至1949年这一阶段,汉诗研究的热点基本是在从平民文学的角度对乐府诗进行价值评估和对于文人五言诗的辨伪考证两个方面;1949年以后至“文化革命”结束之前,则重在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评价汉诗中哪些作品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新时期以来,汉诗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体现出一种全面深入的良好态势。如关于文人五言诗的产生和成熟问题,自二三十年代展开较大规模的讨论之后,学术界比较一致地倾向于产生于东汉末年的说法,而李炳海则以秦嘉三首《赠妇诗》作为确定《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的最好参照物,推断其“写作年代应在公元140年到160年这二十年中,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 张茹倩、张启成二人则从西汉已有文人七言诗的事实、文人五言诗与乐府诗的比较、《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部分用语研究几个方面,结合古人提供的有关材料提出,“《古诗十九首》大约最早产生于西汉中期,多数可能作于东汉的前期或中期,而少数诗篇作于东汉的后期。” 赵敏俐又从分析钟嵘的《诗品》评价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一语的原意和班诗自身入手,结合其它材料得出结论,认为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已经成熟。 以上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解决文人五言诗发展成熟问题提出了新的有力证据,可看成是在这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再如汉乐府和乐府诗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也得到全面的展开。1977年,由于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出了一件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刻有“乐府”二字,这对乐府的产生问题的考证产生了重要影响。1978年,寇效信首先据此撰文,认为乐府机构从秦代就已经设立,这是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一研究的重要突破, 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汉乐府到底建于汉初还是武帝时期以及其职能问题的讨论。李文初《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一文,秦编钟这一实物资料,推测“监制乐器,自来就是乐府的一项基本任务”。 关于相和歌的研究,是新时期的一个重点,曹道衡的《相和歌与清商三调》、逯钦立先生遗著《“相和歌”曲调考》、是新时期关于汉代诗歌研究的一组重要文章,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相和歌的产生、来龙去脉以及其音律和演唱方式等问题都提出了相当引人注目的见解, 王小盾在逯钦立文章的基础上,发表《论〈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一文,则对这十五首大曲的演唱方式及其时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文先生关于《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的研究,从创作缘起的考辨到内容和形式的分析,以及其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等,也有相当深入的论述。 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一文,先从文献考证中说明汉代乐府主要是为郊祀天地、上层娱乐所需而设立,接着从乐府的“娱乐”职能及上层审美爱好对乐府歌诗的渗透,娱乐需要对乐府歌诗表现艺术的影响两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那些民间歌诗何以在乐府中得到保存、又何以带有明显的贵族文化审美趣味,以及乐府诗那种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何以形成的问题,从而得出一些极有说服力的观点和结论。钱志熙的《汉乐府与百戏众艺之关系考论》一文,则从另一个度对汉乐府的娱乐化问题作了新的阐发。赵敏俐发表的系列论文,从秦汉时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入手,对汉帝国的统一强盛与汉诗创作的繁荣、两汉社会生活变化与汉诗创作、两汉诗人思想变革、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先秦到汉以后的转折、两汉社会思潮与文人五言诗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为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把握汉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提出了一个新的视点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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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歌发展历程古体诗(古风)中诗唐以前诗歌及唐以后诗人仿作国近体诗(格律诗)古形成于唐代典词(五代宋)诗歌散曲曲(元)剧曲上古诗歌的起源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文学样式。最早的诗歌创作是人们的口头创作,靠口耳流传,可以不依赖文字。先秦诗经——现实主义源头楚辞——浪漫主义源头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内容体制:“风、雅`、颂”三部分(“国风”现实主义的精华)表现手法:赋(铺陈叙述)、比(比喻)、兴(起兴)艺术形式:句式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天赋给我很多良好素质,又重之以修能:我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扈江离与辟芷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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